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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2007年进入检察机关的，从检12年来先后在公诉、监所、办公室、反渎、反贪等检察部门工作，可以说基层检察院里的主要检察业务岗位我都经历了，算得上是个“老检察”，给我最大的感受是，检察机关的各个部门之间业务差异性较大，对彼此职能的了解程度都不深，在某一领域精通的专才也有可能是其他领域的门外汉。另一个感受是，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深化，检察机关的改革一直没有停步，从人员分类管理、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转隶，再到捕诉一体、公益诉讼、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等，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涉及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2018年7月，伴随着检察机关机构改革各项措施的落地，我所在的上海市崇明区检察院内设机构也经历了大刀阔斧的调整，不再有公诉科、侦监科，而是代之以第一、第二检察部等，看起来似乎仅仅是名称的变化，但身处其中，就能真切感受到这是一场全局性、重塑性的变革。作为员额检察官，我也从原来的社区检察科调整到第一检察部，主要职能是普通刑事犯罪检察，实行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一体化办案，谁知道一上手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
我赶紧带上记事本和笔就跟了出去。到了区公安局审理支队，听公安承办人介绍了一大堆“术语”，什么“六合彩、、平码、连肖、码单……”都是第一次听到，感觉很新鲜需要尽快理解消化。我又了解到，案件起因是有群众反映在本区横沙岛上的横沙乡有人进行“地下六合彩”赌博，公安机关经过调查发现举报基本属实，而且这个乡镇参与“地下六合彩”赌博的现象较普遍，公安机关已对该案立案侦查。经初步了解，这起“地下六合彩”案件涉案值达2000余万元，涉案人员20多人。
说实话，刚接手案件时，我内心还是有些忐忑。主要原因是不适应捕诉一体的办案程序，我虽然做过一段出庭公诉工作，但没有侦查监督即审查批捕方面的工作经历，如何在短时间内把握案件性质及走向，是摆在面前的一大难题。加上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刚开始实施，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感觉责任重大。面对这件人数众多、结构复杂、资金额巨大、证据材料庞杂、定性还存在争议的案件，而且还是我此前从未碰到过的类型，压力扑面而来。要啃下这块“硬骨头”，在7天内做好20多名嫌疑人的审查逮捕工作，看来，不加班是不行了。
临时检察官办案组成立后不久，我就召集全组检察官进行了首次集体研讨。通过这次时间不长但高效率的研讨，我们按照案件起诉的标准，明确了几个方面的情况：第一，“地下六合彩”并不能完全说是新类型案件，已经有类似案件的判决，我们可收集相关案例供参考。第二，接受“地下六合彩”投注并兑奖，究竟属于非法经营彩票还是赌博或者开设赌场，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第三，案件涉及嫌疑人众多，表面上看都是发生于崇明区横沙乡，但实际上从共同犯罪的角度，嫌疑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共同犯罪关系，但又与普通的共同犯罪有区别，要关注上下线之间主观上的共同故意。第四，公安机关侦查阶段收集证据，既要关注嫌疑人的客观行为，如收取“地下六合彩”投注的公开性、收取投注的渠道、资金结算渠道、资金额、牟利情况，也需要对主观上的共同犯罪故意固定证据。
我对办案组进行了针对性分工，充分发挥各检察官自身专长。蔡检察官擅长于理论分析，由他负责详细梳理本案可能涉及的定性问题，比较案件可能涉及的开设赌场罪、赌博罪、非法经营罪等罪名，还对裁判文书网上1.2万余件同类案件的罪名适用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本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通过手机微信、现场等方式接受投注，且涉案赌资通过微信、银行卡等结算，形成长期、稳定、完整的“地下六合彩”投注网络，确定本案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符合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
事后，我时常在想如果没有捕诉一体和检察官临时办案组，而按照以前的办案模式，案件的办理会有什么不同：案件在法定期间也许能够完成，但可能需要从早八点忙到晚九点，而且只能匆忙完成任务，这样短时间内清晰梳理出案情是很难想像的，当然也不可能如此高效地完成批准逮捕、审查起诉工作。特别是这件案件审查起诉，由于在批捕阶段就按起诉的证据要求公安机关综合补充侦查，从起诉效率来看，比我院办理的刑事案件平均办案天数缩短了30%，并做到了20多名被告人定罪量刑标准一致，这在过去是很难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