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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新’主要体现在5个维度上。”杜志雄委员表示，一是产权制度新，从过去集体经济产权的“模糊共有”到基于清产核资、界定成员、折股量化的“按股确权”；二是治理结构新，形成规范运营、民主监督、公开透明的“现代企业治理”；三是经营模式新，既体现为经营范围从传统种养拓展至一二三产业融合，也包括跨村联合、抱团发展、开放经营等组织模式；四是分配机制新，既保障集体收益用于公共服务和福利水平提升，又让成员按股权享有分红权、决策权等，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成员共享；五是发展动能新，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人才回流支撑和资本要素激活，构建可持续的内生增长机制。这5个维度是相互嵌套、系统集成的。
杜志雄委员说，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巩固前期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根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来完善组织运行与监管规则。同时，需破解发展不均衡问题，激活资源禀赋薄弱地区的内生动力。此外，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要因地制宜。“重点是唤醒沉睡资源，依托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发现资源价格，通过规范农村资产资源交易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健全风险防控体系，规范相关利益的分配与使用。”杜志雄委员说。（经济日报记者 栾笑语）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加快，农业专业化分工将越来越细，高质量的社会化服务能够通过专业化分工优化配置生产要素，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我们在调研时发现，一些地区瓜果种植领域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经营体系和社会化服务体系，育种、栽培、加工、营销等各个环节都有专业服务提供支撑，这正是农业专业化分工发展的生动实践。”马忠明委员说，小农户在农业技术落地、生产标准化推进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而完善的经营体系和社会化服务，能够打通技术推广、生产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让先进农业技术和管理模式惠及更多小农户。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涉及千家万户，需要协调各方力量，调动全体村民积极性，久久为功、持续推进。”孙喜玲代表建议，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的整治目标和方案。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城市近郊区农村，要在巩固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探索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新路。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村，要优先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重点解决农村改厕、垃圾围村、污水乱排等问题。此外，激发村民内生动力，发挥村民主体作用，调动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宣传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意义，普及环境卫生知识，引导农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发挥村规民约的约束作用，让村民成为整治提升工作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经济日报记者 李 苑 王胜强）
